复旦大学生态学专业师生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基础调查工作。他们需要对水质、水生植物、底栖动物、鸟类等进行观测调查，部分动植物还要采样后带回实验室作进一步研究整理。受访团队提供

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刚刚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之地。而其实，一群来自复旦大学的年轻人早就驻扎在了这里，他们用“热爱”为这片自然遗产的保护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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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的最“野”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近日，在东滩湿地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见到了一群长期“野”在户外的复旦师生。他们中，有的人酷爱钓鱼、骑行，有的人喜欢小动物，还有的人喜欢抓虫子、搭帐篷、搞特种兵式的科研。

最令人惊叹的是，他们一边“野”，一边还能做研究、写论文，真把自己的爱好当成了工作，把论文写在了湿地上。

做最酷的研究，写最“生动”的论文

上海的崇明岛，位于西太平洋沿岸中国海岸线的中点地区，地处中国最大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是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也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海南岛的第三大岛屿。这里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水土洁净，空气清新，生态环境优良。

一群复旦大学师生，就驻扎在这里。近日，复旦大学举行“生物生态学科周”活动，记者来到上海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研究站”)，见到了这群有趣的复旦人。

研究站由复旦大学联合学校生态学科、大气与海洋学科、环境学科等多学科，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等共同建设，已有26年历史。

这群复旦大学师生长期驻扎在距离校园近百公里的崇明东滩，在野外观鸟、捉虫、做实验，研究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研究大自然里的鸟、虫子，意义是什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青年实验师魏玉龙告诉记者，很多看似遥远的事物，其实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比如昆虫，虽然它在生物链中处于中下端，但对人类的意义重大。自然界有75%的花是虫媒花，需要有昆虫传粉才能结果实，如果没有昆虫的帮助，人们就吃不到品种这么丰富的水果了。”魏玉龙和同事们观测当地的动植物生长情况，收集存储数据，可以为更长时间尺度上研究生态环境问题打基础。

“可能短期内从每一年的数据看不出什么问题，把这些数据串起来，就能看出变化。”他说，现在崇明东滩的鸟类品种越来越多，通过观测一些指征性鸟类的数量变化，比如1%的鸟种，小天鹅、鸻鹬类的鸟，就可以探讨东滩生态环境几十年长期的演变特征。

“魏玉龙们”的工作成果，最终会变成一篇篇对世界生态有重要贡献的论文。建站以来，这些复旦师生承担重点科研计划、基金委重大重点项目等300余项，在《自然》《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700余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等20余项奖励，取得长江河口气候特征与大气环境变化机理、湿地入侵植物影响机制、湿地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过程演变规律、湿地鸟类栖息地利用和迁徙规律等多项基础性创新成果。

捉虫、观鸟、研究草的价值何在

生态学专业学生的家长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女儿特别喜欢这个专业，但在他的眼中，这个专业主打一个“天天在外面玩”，“我能理解研究生态系统很有价值，但感官上来看，她总在全国各地的野外玩耍，捉虫、观鸟、监测大气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

“野外采样的工作是我最喜欢的。其实我本科、硕士学的是园艺学，当时来应聘就是因为看了研究站人员技术采样的视频，被深深吸引了。在野外工作和坐办公室很不一样，心旷神怡，又能和很多小伙伴一起完成任务，很有成就感。”魏玉龙现在是一名实验师，他也是从学生时代走来的，对自己工作的价值特别有体会，“它很重要”。

举个例子，复旦团队研究形成的互花米草治理与湿地修复、极端天气预报、大气环境监测等成熟示范技术/模式，目前在全国20余个省市推广应用，为我国沿江沿海地区生态和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20多年前，受区域发展影响，长江下游河口湿地面临环境污染、水体富营养化、外来生物入侵等威胁，生态系统出现严重问题。崇明东滩生态系统曾经面临最大的威胁是一种叫作互花米草的外来植物入侵，它导致鸟类栖息地被严重破坏、鸟类数量大大下降。

经过十几年的互花米草生态治理及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崇明东滩重建和复壮了长江口地标种土著物种海三棱藨草种群，大大提升了迁徙鸟类栖息地质量，实现了“鸟回崇明”。

研究站站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李博介绍，生态系统的结构非常复杂，有生产者、消费者、还原者，调控生态系统需要进行上行调控和下行调控，尽可能地把生态结构恢复完整，“如果土著物种不恢复，互花米草可能会二次入侵，相当于前功尽弃了。所以我们千方百计要在控制互花米草的同时进行生态恢复，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研究到底怎样恢复更有效”。

什么样的人在“野”

野外工作时，为了提高采样效率、不浪费现场作业时间，大家形成了一套“特种兵式”的作业流程。

“夏天很热的时候，我们早上4点钟出发，开车去农田、滩涂、芦苇丛等地方，对植物、昆虫、底栖动物、浮游动物进行采样；中午我们会派一个同事出去买盒饭，大家吃了饭休息一会儿，避开高温时段；下午3点继续干活，一直干到晚上7点，然后把材料送回实验室以备后续鉴定或测定。晚上结束工作后大家都很疲惫，总是一上菜就‘光盘’了。”魏玉龙告诉记者，这就是生态学专业师生们“最普通的一天”。

他本人因为要长期驻点，所以不得不租住在崇明岛上。尽管辛苦，但这就是他的“心之所向”。

研究站常务副站长、复旦大学教授鞠瑞亭告诉记者，目前，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约300种鸟，每年11月到次年2月，大批越冬候鸟迁徙来此栖息地；春秋季节，有大量候鸟迁徙路过，整个保护区仿佛鸟类的“天堂”。

而他，就是喜欢这份工作。

研究站副站长、复旦大学高级实验师郭海强的朋友圈，就是一个标准的“户外人”。长袖长裤、面罩、渔夫帽，是他出行的标配。他的朋友圈，就是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和他的爱好——3月来一场周末特种兵式的越野跑，4月和鸟友们去抢购一本《上海水鸟和林鸟指南》，7月去看珠颈斑鸠和两栖爬行动物，8月去爬兰卡威第二高峰玛金章，第一次深入热带雨林。

站长李博告诉记者，复旦大学生态学专业一年只招大约10名本科生，研究生会多一些。招进来的学生，几乎人人都爱户外，“大家都是有这种爱好才聚在一起的，学习目标特别明确，因为喜欢，所以选择”。

李博很喜欢自己这方专业小天地，“我的女儿也学生态学，她近期的研究重点是社交媒体对生态保护产生的作用”。李博说，这个专业特别能感染人，自己的学生中，有的从数学专业转来，有的从计算机专业转来，还有的从外语专业转来。

他指着一片没有草的退化盐沼湿地中研究人员布置着网笼的样地说：“螃蟹吃草、鸟吃螃蟹，这些生物之间‘谁吃谁’的关系具体如何影响湿地植被生长和蓝碳碳汇等生态功能，需要做实验。研究人员用阻隔网等方式去除水鸟或蟹类进行对比，看哪种情况下湿地植被生长得更好、沉积的碳更多。这些事看上去很小，但关系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未来。”

李博说，我国把生态学从生物学里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至今才13年时间，但是已经培养了不少人才、发展很快，比如围绕互花米草工程形成了很多技术，在国际上都受到了很大关注，“我国的生态学研究同国际同行相比，正在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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